启航少年季《高祖传奇.汉文大帝》于二零二四年八月三日正式开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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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04-12
河北,一所医院的急诊室内,患者和家属们来去匆匆,面色凝重,小孩的哭声此起彼伏。而住院部的长廊却是死一般的寂静。手术室外,白炽灯下,红色的钟表数字一分一秒的流走,拖长了夜。
规培生琳娜忙完手上的工作回到办公室,在满是杂物的沙发上沉沉睡去。三年来,她已经习惯了这张狭窄的沙发。
千里之外的南京某三甲医院,星星也在经历相似的画面。长期熬夜导致她作息紊乱,要想在凌晨一点前入睡,安眠药成了必需品。
在中国,每年约有13万医学生加入规培大军。仅琳娜所在医院有近百个规培生,撑起医院的小半江山,不断有人来,再离开。她偶尔会听医生抱怨,“这俩同学刚学会又要走了,没有学生这活儿可怎么干。”
从学生到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师,起码要经历五年的医学院本科教育,三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,加上读硕博,许多医学生直到而立之年才真正走上工作岗位。
中国的住院医师培训发端于1921年。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伊始,便引入了美国约翰 ·霍普金斯医学院住院医师培训制,实行“24小时住院医师负责制和总住院医师制”。但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执行这项制度,要到2014年。十年来,我国已累计规范化培训医师110万人。
规培制度的存在有其必要性:通过系统的临床实践,引导医学生顺利跨越理论与实践的界限,提高临床诊疗能力、减少医疗差错和事故的发生,最终形成统一的医疗服务标准和医师培养模式。这不仅有助于培养合格的医疗人才,还能解决地区医疗资源失衡的问题。该制度已在多个国家推行。
但这项看起来对整个医疗系统颇为有益的制度,正在引发医学生们越来越多的不满,并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。薪资待遇低、过劳工作、公平问题等不断被提及。年初至今,湖南、广西、上海等地,发生多起医学规培生自杀事件。一心悬壶济世的医学生,将手术刀对准了自己。
在令人震惊的悲剧背后,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这些年轻人到底经历了什么?是什么令他们绝望?
为了寻求答案,界面新闻采访了来自北京、河北、山东、上海、新疆、深圳、南京等地的医学规培生,试图还原他们的规培生活。
来自山东的雨玲曾对医生这份职业充满了向往和期待:她能借此体验到其他职业所无法比拟的价值与成就感。
性格开朗的琳娜,只要在医院里穿上白大褂,走路就变得平稳起来。她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,认为白大褂代表了医生的形象。
医学生们走上这条道路的原因各不相同, 理想主义、父母要求、被调剂......经历了五年的医学院象牙塔生活后,他们即将迈开成为医生的第“零”步——三年规培。
写病历是一个临床医师最基本的能力,也是规培第一课。琳娜记得,研一那年,一天中午快下班时突然来了病人,带教老师安排她和师兄留一个人写病历。
“师哥看我一个人在这不放心,就留下来教我怎么写。护士不断来催,但越催越是写不完,当时我都要急哭了。”那时琳娜刚到医院没多久,本能的对陌生的新科室带有一种畏惧感。
她觉得自己什么也不会。师兄宽慰她:“医院就是这样,你还没见过主任拿着病历往脸上甩的时候。”
同为规培生的星星学的是内科,需要在医院里轮转近十个科室。复杂的专业知识,不甚了解的陌生病种,以及不定时出现的突发重症患者,都让她的心理压力倍增。
临床实践几乎占满了规培生的日常,但他们仍需挤出时间去应对科研压力。
星星早已完成了学校要求的科研任务,可导师有自己的晋升需求,为此,她每周少不了开组会、汇报实验进度。眼下,她同时推进两三个课题,只能见缝插针地做课题作业,前提是患者病情平稳,否则只能凌晨加班。
“没有任何一个医学规培生可以平衡规培和科研,我们能做的就是强迫压榨自己。”星星说。
名校生的科研压力更甚,北大口腔医院的规培生一彤表示,毕业只需发一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即可。但他很清楚,“最终肯定要发SCI(一个国际著名的科学文献数据库)论文,你发很烂的东西,没有任何意义,还丢大家的脸。”
同济大学博士生罗迪没那么忙,可以实现“早七晚五”,做手术才会加班。他所在的上海地区三甲医院竞争激烈,内外科的规培生学历要求为博士,且需要自主应聘。该医院去年招了30多个规培生。
但罗迪仍背负着沉重的科研压力:申请课题、发文章、做实验。如果规培期间没有科研成果,未来很难找工作。2月份时,他下了班还要写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标书,每天最多睡5个小时。
“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。”罗迪说,现在临床工作能力再好也没用,必须发足够分数的文章,才可能往上升或找到好工作。
诊室外,过道狭小而拥挤,数十名患者和家属排队等待就诊,一眼望不到尾。有人按捺不住心中的焦躁,不顾排队秩序,在人群中推搡着,直奔诊室而来。
每当跟随导师出门诊,雨玲总会碰到有患者突然闯入诊室,打断正在进行的诊断。这时,导师总是当众大声质问她,“为什么没处理好这个患者?”,“不能协调好时间吗?”
导师是整个科室的权力中心。雨玲的导师是她随机挑选的,不存在所谓的“慕名而来”,她没想到自己的导师会如此强势,即便是那些导师的老病患,见了这种场面,也难免侧目。
她在学校里属于外来生源,与毕业后多留在山东的本地生相比,在导师选择上并不占据优势。再加上专业冷门,可供选择的导师更加有限。
学校是象牙塔,为医学生们搭建起通往理想国的阶梯,但医院是金字塔,等级分明,顶层的权力不容置疑。主任医师往往靠近顶端,中间层由具备一定临床经验的主治医师构成,底部则填满了仍在读书的实习生或规培生。
规培生也被赋予“住院医师”这一身份,但他们常常游走于学生和医生的模糊地带。在病人眼中,他们是医生;在医生眼中,他们是学生。
他们需要完成许多繁杂的重复性基础工作。琳娜要帮医生护士们跑腿、拿快递,送病人;雨玲要帮着修打印机、给护士叫号;星星负责收治患者、询问病史、签署知情书。他们身穿白大褂,却难以治病救人。
“但凡有些资历的医生都不会去做这些工作。”最忙的时候,星星一个月收治了60个患者入院,一天同时与七、八个等待住院的患者沟通。
完成一个患者的收治流程,短则30分钟,长则一小时。星星需要先花费至少20分钟写好患者病例,再和患者谈话,了解基本信息、过往病史,查看患者所有的检查报告,并协助患者签署入院登记表、风险告知书、医疗保险信息等等诸多文件。
许多有正式编制的护士也没把规培生视为医生,反而交给他们很多基础性工作,例如量血压、抽血、测心率等,但奖金、绩效等,则收入自己的口袋。
受限于规培生的身份,护士有时会拒不执行星星所下的医嘱。“难道护士或者其他医生说不执行就可以不做么?”患者血压必须要监测,这个工作最终还是被指派到他身上。
与所有医生一样,规培生也要面对紧张的医患关系,患者对年轻医生的不信任尤为明显。
在一次病史采集中,患者对不同级别的医生给出了不同的信息:对星星,否认有症状;对主治医生,承认偶尔胸闷;面对主任医师时,才透露胸闷已持续很久。
处理医患关系消耗了星星大量的精力,甚至有患者怀疑她会从检查中收取回扣,便假称没有病症。种种质疑让星星对这份职业的热情一点点消退。
低薪资则是规培生们无法回避的另一现实问题。
2014年起,中央财政按照每人每年3万元的标准,对规培生和培训基地进行补助。按此标准,每月薪水为2500元。但由于各地医疗资源不均、临床医师技术水平差距悬殊,大小医院针对规培补助执行标准不一,可谓“冰火两重天”。
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一彤,目前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规培,月薪7500元。上海的社会规培生罗迪月薪8000元。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林洋则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做规培生,月薪13000元,比一彤和罗迪高出不少。
相较北上深等一线城市,地处新疆的规培生尼孜的月薪为1200元,包括国家补助600元和医院的600元。河北的琳娜每年只能拿到6000元的国家规培补助。南京的星星和琳娜一样,每年有6000元的规培补助,另外还有医院开的工资,前三个月每月300元,后续每月600元,拿到医师资格证后能涨到800元。
“我28岁了,没有其他经济来源,也不好意思开口和妈妈要生活费,同龄人孩子都几岁了,我还在上学。”说起眼下的处境,琳娜满是苦恼和挫败。
家人设想着琳娜毕业后工资至少上万,患者不相信她没有工资。她的带教老师刚上班时月薪也不过600块,同样为生活所困。
中国的规培制度源自美国,但美国住院医生的工资足以养活自己,实现经济独立。美国医学院协会202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,住院医第一年的平均税前收入是63800美元,后续还会随着资历不断增加。尽管起始工资不算丰厚,但与美国中产家庭平均收入差别不大。
上海是国内医学规培制度执行较为规范的地区之一。据罗迪了解,上海的硕士生规培月薪为6000元左右,博士是8000元,但名校博士毕业的他,刨去每月5000元的房租,基本“月光”,存不下钱。
“薪资和工作量不成正比,大家肯定有怨言。”罗迪说。国内的很多上级医生会把所有的杂活丢给规培生去干,规培生只能忍着,熬着,“感觉就是无限拉长廉价劳动力的时间。”罗迪叹道。
最忙的时候,一彤每天需要高强度工作12到14个小时,期间几乎没什么休息时间。
“一天站十几个小时,真的有些吃不消。”雨玲说,在医院需要随叫随到,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,带教老师走了,她才能走。如果老师临时有手术,就得第一时间到达手术室;如果老师值夜班,也要跟着加班。雨玲所在的医院患者并不算多,但遇到危重症病号,即使帮不上忙,也得通宵守着患者。
只是繁重的工作并不能带来丰厚的实践收获。
星星觉得,大部分科室都学不到什么东西,导师很忙,规培生学习动手的机会很少。
不同地区的规培待遇和资源也不尽相同。罗迪算是幸运的,自硕士阶段起,一直跟着导师在上海某三甲医院见习,参与手术。而雨玲只有在几台手术连在一起,人手严重不足时,才有机会上手实践难度较小、风险较低的工作。更多的规培生只能站在手术室无菌区外围观望学习。
“你叫什么?”主任有一次问琳娜。她不免感到难过,已经在所在科室干了几个月,主任还是叫不出她的名字。
这种职业过渡期的压力有时会排山倒海般涌过来,并在某个时刻爆发。琳娜有次从医院回宿舍路上,忍不住蹲在地上哭了20多分钟,“真的很累。”
她经常累到心慌,甚至心悸,心电图检查发现心肌缺血、心率较快。她当时就想,不管怎样,身体第一,能干就干,不能干就歇。
身体上的劳累或许可以用休息来缓解,但精神和心灵上的冲击更难消化。
一次夜班,上级医生和护士挤在2平米的病床周围,下医嘱、推药,一气呵成。病房里,家属的呼喊声和心跳监护仪的滴滴声相交织,气氛令人窒息。星星站在几米外的病房角落,眼睛死死盯住监护仪器,紧攥拳头,为患者祈祷。
病人的身体状况十分糟糕,尽管当班医生护士在家属赶到前迅速展开急救,也无济于事。
“我感觉自己好没用,他就在我面前没了心跳。”那是星星第一次直面患者的死亡,让她难以从悲伤情绪中抽离出来。
第二天,医生们照旧上班,仿佛昨晚的事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后来星星向带教医生提起此事,医生也只是平静地说,“家属不是早就说好不抢救了么,无所谓的。”
作为一名医生,需要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万能的,甚至有时是“无能”的。学会接受死亡,是医生的必修课,也被星星视为规培期间最大的收获。三年规培生活后,她已经能够平静地“送走”患者,并开始真正理解医生所说的“尽力了”。
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闯过这一关。琳娜的师兄在ICU工作,“送走”病人的频率远高于门诊,他无法承受,选择离职。
琳娜也有过几次类似的经历,她告诉自己,不要跟病人共情,否则会坚持不下来。但在死亡之外,她也能从患者那里找到一些继续实现医生梦的动力。
“有时候被患者夸一下会很开心。”琳娜记得很清楚,有位患者术后出现后遗症,半身不遂,他本想让针灸科主任给他扎针,由于没有请会诊,最后是琳娜上手扎的。患者认可她的专业水平,后续也就都由琳娜来负责。能减缓病人的痛楚,友好相处,是规培生活里为数不多的闪光点。
对专硕研究生而言,拿到规培证是顺利毕业的前提之一,此外还需要执业医师资格证、硕士毕业证、学位证,这四项证书构成了医生的基础职业资格,缺一不可。 医学生的成长之路犹如一台精密的手术,每一步都必须精确无误,每一个证书都像手术中不可或缺的工具。
他们需要先通过规培生技能考试以及笔试,再进行硕士毕业答辩。过程中任何一环出问题,不仅硕士会被延迟毕业,已经申请完的博士学位和工作岗位也会因此取消。
有太多的因素成为压垮规培生的最后一根稻草:薪资与劳动强度的不均衡、职业晋升路径的不确定性、紧张的医患沟通,以及在医疗体系中的边缘化位置等等。最终汇聚成一股无形的压力,不断侵蚀着规培生的理想和热情。
星星最终离开了一线临床岗位,继续攻读科研型博士,在实验室从事医学研究。在经历了各种无意义的杂活和形式主义的行政工作后,雨玲选择妥协,学着将医生视为一份普通工作,放下憧憬与期待。罗迪则计划结束规培后,留在上海,“我喜欢临床工作,开刀能把病人救好,很有成就感。”待他结束规培生活时,已经32岁。
事实上,少有规培生选择转行或者中途放弃。从走上医学道路的那一刻起,他们就已丧失了二次选择的机会,没有退出机制,只能背水一战,即使每天精神紧绷、焦虑不已。
十年的沉没成本,加上长期、单一的环境,医学生鲜少涉猎其他领域,对医院“高塔”之外充满恐惧。
也有人试图逃离,罗迪的一个同学硕士毕业就退出规培,转而去医药公司。琳娜也有过转行念头,但想到自己已经在医学之路上走了8年,放弃谈何容易。
“我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转,我还会干什么。”琳娜说。
与医学生一起困在“高塔”内的,还有他们的家人。星星曾对父母吐露过临床工作时受到的委屈,父母却责怪她不够耐心,不能体谅别人。“我的父母还在期盼,10年后,亲戚朋友求着他们吃饭,因为他们的女儿是某医院的主任。”
“当整个社会体系都在期盼你成为医生时,我们好像不太敢成为医生以外的人了。”星星的话语里透着无奈和不解,以及对未来的迷惘。如同很多人,也从未想象过医生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医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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